天堂的风在穿过

saintom

　　理想的爱情，难道真的应该有天堂的风穿过吗？


那一年六月，我在日本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紧张状态。考入一家出版社就职的时候，我的硕士学位还差半年没有读完，公司体谅我的难处，又不肯放我半年后再来上班，规定我在课程之余，要一个月里干满100个工时。于是这个“自由”的职业，占去了我几乎全部的自由时间。我像一部超负荷的机器不分白天黑夜地运转着。


正是这个时候，一封来自台湾的请柬落入了我的信箱。


请柬上说，因为我的一篇论文的入选，我将可以获得一次10天左右的来台机会，除了往返费用，他们将负担研究大会期间包括贯穿台湾岛游览的全部费用。


这份请柬被我小心地收了起来，在我心里，所有的日程都已经为这一个月后的10天留出了空白。


那几天，和先生居南说话时总是躲躲闪闪的不自然。我不知道该怎样开口，这10天，正好重叠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上。


为什么不给生活开一扇小窗


我和居南已经在日本共同生活了三年。


这是一千个相濡以沫的日子。


从我拎着行李，落叶归根一样自然地住进他在东京的小屋，到十个月后举行的只有两个人的婚礼，再到即将到来的结婚两周年纪念日，我和居南在学业和劳作之外，几乎没有分开过一个时辰。


也许就因为从清晨到深夜两个人都在外奔波，无论如何也捱不到相见；也许还因为这里是异国他乡，除了彼此没有一个亲人，两个人一旦有了余暇便会惜时如金地死命相守。


即使在新年里，日语学校的同学们包下一间卡拉ok的客房，热闹喧嚣在最高潮的时候，忽然我就想要回去。明明知道居南也被朋友拉了去打高尔夫，但就是有一种催促着我回家的莫名其妙的力量。匆匆赶回去，居南真的就坐在家里，他也是想到我也许会早回来，而提前结束了练习的。


凭了这份默契，多少个打工加班的晚上、末班电车出事故的晚上，我们互相在站台徘徊、凝望的时候，都坚信着对方能平安的归来。


我不知道我们在那张靠窗的沙发上坐了多久。


夕阳的余晖折射过河面，透过百叶窗强烈地反射进房间里，室内通体明黄。


我终于告诉居南，一个月以后，我将有10天离开他去台湾的时候，居南什么也没说。他从挎包里拿出伊豆温泉饭店的两张预约券，这是他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特地安排的。


我有过感动和犹豫，但在温泉旅行和台湾之旅中间，我还是选择了去台湾。


就是想逃离一段目前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就是想让自己别在这样机械的轨道里永远麻木地滑下去，我想去呼吸一点自由的空气。当我发现自己还具备独自去远行的勇气和能力的时候，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同样是休息，同样是旅行，为什么要选择独自远行？


居南只问了我这一句话。我无法回答。


是追求，也可以说是一种逃避。如果说居南的存在也形成了我目前固有的生活方式，我便想逃避得更彻底一些。


况且，一个大陆人暂时无法自由出入的领地、一份虚伪的荣耀，对那时的我，也有着十足的吸引力。


以为走得很远，其实很近很近


我是一个人拎着行李到成田机场的，居南没有来送我。临行前，他说他将做两件事：不到机场接送，拒绝接听电话。而我，还一直以为这不过是一句玩笑。


到了桃园机场，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寻找来接站的人，而是赶快到机场的服务窗口将日元换成台币，一个电话打到东京的家里。这个时间居南应该在的，可那边却全是盲音。居南竟然说到做到。


在日本同去的人里，有一个叫红孩的年轻女作家。她说我到达台北招待所时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魂不守舍”。她后来便一直关注着我，直到我们成为朋友。


7月的台北太阳极凶，一到下午，一锅沸水似的当头浇下，柏油马路白花花地像在冒烟。这份无遮无拦的炎热，让我产生一种无处躲闪的狼狈。


在故宫博物院，在研究大会会场，在总统府，在摩托车遍地的台北街头，环绕在我脑海里的，全是对居南的惦念。


在台北，几个朋友约好了一起去逛夜市，他们已经习惯了走一走就要停下来等我一会儿，因为我又发现街上有一部可以打长途的公用电话！


在台中，日月潭边有一座著名的“月下佬”塑像，参加这次活动的人们全都随意地男女结伴在塑像前拍照留念，只有我躲在最后，终于还是被一群人的起哄嬉闹推到了台前。众目睽睽之下，我竟然会大声宣布“我一个人照”，就是怕回去有一张照片会带给居南不悦。“月下佬”下一个人拍照，我从此落下了“性格怪癖”的“口碑”，越发的形单影只。


在玉山，半山腰兀然耸立着两棵枝丫朝天的枯树，据说这是著名的“夫妻树”，传说中一对前生分离的夫妻，化作这两棵参天的枯树之后才得以相聚。听了不禁又是一阵心惊，在这两棵树前面定是不可以留念的。


在台湾的日子是漫长的，我开始计算起时间，还有5天，还有5天我就可以回家了。


走进任何一家商场，先会去看居南的用品，在任何一个景点的纪念品专卖店，先会考虑居南的喜好。


我的计划全军覆没，才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地洒脱不起来了。


直到结婚纪念日到来的那一天，家中的电话才由盲音变成了录音电话，他是打定主意不和我说话的了。


好在这之前我已经给他发了信，电话可以不接，信总不会不看吧？


那一晚我和红孩坐在台南一家店外的小桌旁，一人一杯啤酒，庆祝我的结婚纪念日。


我的苦恼她一直看在眼里，两杯酒下去后，她给了我一个人生的重大警告：


“夫妻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宽松的，这宽松来自于信任，只有宽松的感情才会持久，就像一个瓦盆，举得越高，摔得越碎。你们在日本所处的环境有些极端，所以导致你们的感情也比别人要极端一些。我们不说距离产生美，但理想的爱情，应该有天堂的风穿过。”


那一瞬，我感觉红孩仿佛是降临到我面前的天使，在我迷惘苦闷的时候，向我指示了神明，她的眼睛被路灯的光芒点得晶亮。


“我也有一个男朋友，我们非常相爱，但他还没有离婚。这次台湾之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小小的别离，但他非常大度，对我有益的事情他都会支持，他是一个心胸开阔而又成熟的男人。”不知为什么，这段本该十分幸福的话题，红孩说起来却带些淡淡的哀愁。


那晚，我在台南因急性肠炎被送进医院，我并不感觉痛苦，“天堂的风”，这将是回去后和居南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说不定还是我们之间感情的一个新起点呢。


真正的爱人永远站在天堂的风口


我从台湾回到日本。


在成田机场的出口处，我面色憔悴地左右张望着，然而没有居南的影子。


我忍住泪水，再一次向家里挂去电话，依然是我熟悉了的盲音。


我筋疲力尽地转过身，却发现身边的行李不见了。


将视线放平，居南正提着我的行李，微笑地看着我。


他那么挺拔，比这10天想念中的他要周正、高大得多。我上前几步，虚弱地把头靠在他胸前。


家还和从前一样，却仿佛久别了似的亲切。我并没有从旅途中找到真正的解脱，这由来已久的生活却已经在向我召唤了。


收拾房间的时候，我在抽屉里偶然发现了我从台湾写给居南的两封信，它们竟然完好地躺在那儿，根本没有拆启过的痕迹。


我好像一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痛心和震怒，我扯起这两封信，奔到居南面前：


“如果我在台湾出了意外，如果这是我的遗书呢？你也会这样放上十年、二十年吗？”


居南依然笑着，是那种成竹在胸的、明快的笑。


“谁告诉你我没有看呢？”


我看信的封口处，和我发出时一模一样。


“你不是说，台北的人流、甚至台北临窗晾晒的衣物都让你想起北京？你不是说阿里山的日出好像新生儿一样神圣？你不是说，你在台南患了急性肠炎，还被送到了台南的医院……”


我一下子扑向他，紧紧地勾住他的脖子。


“肠炎好了吗？”我的耳边是居南温柔的声音。


一个月后，我接到红孩的电话，她说和她的男友分手了。


“记得我曾经给你讲过的‘天堂的风’吗？其实我一听你讲你的苦恼，我也明白了自己的生活，他这样放得开我，就因为他不是我的丈夫。他并不真正在乎我。”


后来我一直没有和居南提起过我们之间应该有风穿过的问题。感谢上苍，让我成为他的妻子，我的生活已经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