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
“妖魔化”日本的背后,写给互联网上仇日的朋友们“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正是在这样的口号下、在两国官方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底下，民间对对方的不信任感都达到了３０年来的最高峰，无论是读卖新闻，还是中国青年报，调查数字都显示两国年轻人越来越讨厌对方了。
这种不信任局面的产生，当然与日本各界，尤其是右翼的表现有着直接关系。但是我也感到，我们国家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问题。我们多年以来的教育，导致媒体缺乏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的真实报道，中国的互联网上更是充斥仇日情绪，少有认真的思考。我感到一种危机，我们的网络舆论有着妖魔化日本的倾向。
鲁迅先生在《透底》中说：
“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眉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读了这样的文字，我才斗胆敢*着“汉奸”，“媚日”的骂名，来讲述我所了解和感受的真实的日本。
目前的这个日本，在美国的改造下，它已经从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脱胎换骨一个西方意义的民主主义国家。日本自从战败后，国内一直存在着和平主义思潮，尽管时高时低。反战仍然是日本社会的主流。
日本存在右翼势力，但是右翼势力不是洪水猛兽，西方各个国家都存在右翼势力，他们的政治观点主要是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和我们国家的时下的民族主义愤怒青年别无二致。令人担忧的是极右势力的发展，但是这部分势力的影响不是主流，而且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这部分势力的发展应该讲是有限的。
日本是个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民主国家，所以任何人都有他的发言权，包括极右势力，这一点国内的同志需要理解。思想无罪，只有日本的极右或者极左势力采取危害社会的行动时，日本的警察才能够出来镇压。
看待日本的政局发展，不能脱离日本的政治制度。日本战后讨论修宪几十年了，但是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修改宪法谈何容易。我们的过分宣传，只是让那些不出名的分子借机扬名。
可以断言，日本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首先对外发动战争了，除非它遭到了其他国家的侵略。日本人对战争记忆深刻，让日本的年轻人重新拿枪去打仗，简直是天方夜谭。复活军国主义，日本人自己首先不干。
日本的教育体制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全国统一的教科书，只有文部省的教科书审定委员会。我不了解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教科书发行体制，但是在日本，出版教科书比较自由，而学校采用哪种教科书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如果政府要干预，那是要打官司的。所以日本有否定侵略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但我也亲眼见过白纸黑字写着“侵略”的教科书和那样的教科书教育出来的对中国怀有好感的中学生。（这样讲不意味着我同意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和日本文部省的做法）
网上经常流传一些帖子，把日本人一个个刻画成全都对世界大势了如指掌、对中国嗤之以鼻的长篇大论，最后遭到我爱国人士的断言谴责而哑口无言。很多青年朋友对着这样的帖子唾沫飞溅，宣誓爱国热情，发誓踏平日本列岛，搞一个东京大屠杀。我很怀疑这种贴子的真实性，我经常接触日本人包括各个阶层，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士，这样长于辩论的日本人，直白地批评某个国家的日本人，恕我见识短浅，一次也没有碰上。
因为我们曾经遭受日本的侵略，所以我们应该比日本人更要反省历史，而不仅仅是记住仇恨。遗憾的是，我们的反省还很不够。
中国与韩国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古来日本人就崇拜中国的大国风范，直到现在对中国报有好感的日本人要比喜欢韩国的人多得多，甚至日本的很多右翼人士，反美却并不反华。
日本人对中华文化始终是尊敬的，尽管他可能不欣赏当今的中国。尽管他们口头上不一定全都承认，在文化上，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母国”。中国没有必要在反日方面与韩国搞统一战线。
日本靖国神社里供奉着东条英机的牌位，但是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恕我孤陋寡闻，很少听到美国的谴责之声。于是，我又很怀疑，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阴谋诡计，是不是坐山观虎斗，还是美国人真的大度？（这样讲不表示我赞同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
中国近代以来有见识的政治家对日本都有深刻的认识，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周恩来，尽管那个时期的日本错误地选择了拙劣模仿西方列强，不耻于与“支那”为伍。但是，战争也让日本吃尽了苦头。战前战后的日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他们的“谢罪”扭扭捏捏，但是就反省而言，的确是深刻的。尽管近来对于麦克阿瑟将军的争议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应当感谢他，是他把战争机器的日本改造成了民主主义的日本，让它不再生产飞机大炮而是老老实实种最优良的水稻，生产品质最好的缝纫机。
如果哪个首相，哪个政府宣布日本要打仗，那么它离下台就不远了。如果哪个自卫队员真的死于战祸，那在日本将是一场轩然大波。
日本人也是人，有好人，也有坏蛋。
日本的年轻人热衷于欧美文化，对他们而言，个人的享乐高于国家的利益，真正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很少，但是关心者的确是精英。
日本的老人彬彬有礼，除了生活优越之外，和我们国家的老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爱唠唠叨叨，也是看不惯时下年轻人的种种言行。也爱忆苦思甜，常常讲起战后初期光脚丫上学，吃不饱肚子的艰难日月。
日本的老师很多也是“藤野先生”，对于外国的穷留学生并没有“另眼相看”。
１００多年前，我们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于日本海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敌视日本，反而以日本为师，从百日维新到留日学生高潮，从日本学成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与留学欧美的青年一起，高擎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影响深远。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要以向日本学习为耻。这个邻国，让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包括正反两个方面。
每一个从事和日本有关的工作的同志，应当意识到向同胞介绍日本的真实情况重要性。
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牢记历史教训，而不仅是仇恨。
历史：手上的牌，心头的痛
历史认识问题，就象是流行性感冒，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中日两国间发作一番。
去年８１５的时候，据说有８万日本人冒着酷暑去参拜了靖国神社。绝大多数去参拜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大人拉着小孩，在神龛前为半个世纪前的亡灵合掌祈祷。
我知道，这大多数日本人必定不是单位组织来的，用我们常用的词句，那叫自发。
２月的时候，我到冲绳旅游，一个人夹在一堆日本人里头，跑到遥远的南国乐园。最后一天旅游团的安排是参观冲绳大战的战场遗址。
日本人，韩国和北朝鲜人，中国台湾人，美国和英国人，２２万战没者的每一个名字，清清楚楚地刻在排成林的黑色大理石上。
典型的日本行事风格。
我想到了南京江东门的大屠杀纪念馆。
纪念馆的石碑上用中日英三国文字刻着：遇难者３０００００。抗日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仍旧是腥风血雨，内战内斗连绵不断，搞得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整理确凿的遇难者名册。很遗憾的，这成为日本右翼不断跳出来否定侵略历史的口实。
我也参观过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比起它们来，我以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无论是设计还是陈设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即便如此，它是我们凭吊大屠杀遇难者的唯一纪念建筑。
可是，了解南京的同志应该知道，平时的时候，那里门可罗雀，只在某些特别的日子里，它成为一个进行政治教育的场所。很多人在单位的组织下到那里举拳头，发誓言。
南京黄山六日游，是“假日经济”里的黄金线路之一。我不知道，这条线上众多的旅行社除了安排秦淮河的莺歌燕舞以外，有多少还加进了参拜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日程。可是我知道，对于很多到南京的日本旅游团来说，纪念馆是必去的地方，我本人也曾带日本客人到过那里。在纪念馆的大厅里，我看到日本中小学生亲手叠的数不清的纸鹤，还有一个又一个日本朋友敬献的祈愿和平的花圈。然而，包括我在内的我们中国人们，可曾想到掏自己的腰包去敬献一束小花呢？
纪念馆不是建给外国人看的，而是给我们自己反省历史的，给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和血腥史的健忘民族。
我在网上与那些开口闭口民族大义，控诉血泪历史的仇日愤怒青年辩论的时候，常常提醒他们与其在网上发扬阿Ｑ国粹，宣誓爱国热情，破口大骂日本，不如去干点儿实际的事情。比如自掏腰包去参拜一趟大屠杀纪念馆，哪怕就献一束小花，哪怕就扫扫庭院，除除杂草。遗憾的是，这么爱国的建议，没有一个愤怒青年来响应。
秋天的时候，小泉首相访问平壤，揭开了朝鲜绑架日本人的惨剧。朝鲜政府告诉日本人，那些“正常死亡”的日本人的坟墓，已经被洪水冲毁了，尸骨找不到了，你们就死心塌地跟我们正常化吧。
日朝间的是是非非，是他们的事情。我杞人忧天地是志愿军烈士陵园。
那么些年了，坟头的野草该有多高？或者，早就像日本人的坟墓一样，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了？葬身异国的忠魂们，你的祖国的人们有谁来在你的坟前捧一抔新土，敬一束鲜花？
美国人树立起了越南战争纪念碑，朝鲜战争纪念碑，镌刻下每一位阵亡将士的姓名。而我们，要到哪里凭吊那些葬于异国的烈士？
一个有着悠久修史传统的国度，一个有着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的国度，至今还在为谁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而争论不休，你能在日本人面前理直气壮地拍着胸脯说老子是天下第一正确的历史认识？
我们常常敲打日本要以史为鉴，但是包括我在内的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有着无数形容词修饰的民族就真的以史为鉴了吗？在真正的历史面前，我们真的就那么理直气壮？
历史是什么？
难道是手上的牌，只有在日本右翼出来否定侵略历史的时候，我们才把全套花色的历史纸牌拿在手上，抽选出最具杀伤力的红桃埃斯，就能灭掉日本右翼的嚣张？
不是的。
历史是我们每个人心头——永远的痛，揪心的痛！
国与家
有时候看着网络上那些无知的谩骂和对异见残忍地挞伐，我就思考，对于法西斯思想，我们中国人自己未必就有天生的免疫力。
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我常常抠问自己。于是满脑子都是淋漓的鲜血。
有太多的遗憾和痛处。
对于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人来说，憎恶和愤慨那些杀人的和教唆杀人的人，不分国籍。
一个很有意味的事情想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常用的爱国，爱国主义这些个词语，来自于日语，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口头禅。看战前战中的日本资料时，这些词句特别刺眼。
前几天在大学图书馆里翻看一本日本人写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旧书。其中提到汉语中本来没有“爱国”这个词，“爱国”的概念是从日语反哺回汉语的。原因是中国人古来“国”和“家”是分离的。
一个普通中国人，可以爱家，因为家是自己的，不可以爱国，因为国是君王的，贸然爱国，是要杀头的。所以中国老百姓“家”和“国”分的都很清楚，中国人是典型的家庭主义。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主义潮流日盛，爱国之声不绝。也感染留日爱国志士，遂将“爱国”一词燃遍中华大地。
当年的日本，爱国主义这些个词语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口头禅。看战前战中的日本资料时，这些词句特别刺眼。在爱国的崇高名义下，许许多多的人献上了宝贵的生命。
在冲绳《姬百合》女护士队纪念馆里，幸存下来的女护士向大家讲解战斗的惨烈。
有一句话令我难忘。
“我们当年被教育要爱这个国家，可是谁也没有教育我们要爱护自己的生命。”
而当时的听众，每个人都套着一件白色Ｔ恤，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阿拉伯数字：９。
那是一群爱好和平的人发出的永久放弃战争权利的誓言。
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人来说，憎恶和愤慨那些杀人的和教唆杀人的人，不分国籍。
有时候看着网络上那些无知的谩骂和对异见残忍地挞伐，我就思考，对于法西斯思想，我们中国人自己未必就有天生的免疫力。
现如今日本人不讲“爱国”了，倒是中华大地“爱国”之声不绝于耳。我不得不很遗憾地指出，很多青年朋友们手握的爱国利器，其实传承自军国主义者的衣钵。在不知道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不知道历史的真相，不知道战争的嗜血本性的时候，爱国真的很危险。我想说明的是，我理解的历史教育，不是仇恨教育，不是政治教育，而是对历史真相的忏悔和反省的态度，和对历史的无辜牺牲者冥福的祈祷和追思。
私底下问，在真正要在国和家中做出选择时，我们会有多少人先选择国，后选择家呢？
“Ｋａｔａｎａ”和日本刀
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包括从旧日军那里缴获来的坦克和大炮。一位日本朋友参观之后叹为观止，说是如果在日本的国立博物馆里如此大规模地展出这些杀人武器，恐怕反战和平人士会提出强烈抗议。
的确，日本缺少这样展览近代武器的博物馆。但也不是没有展览的地方，同样的大炮，也陈列在东京的靖国神社。
在东京的国立博物馆里要说有武器的话，那应该是日本刀了。
不仅在国立博物馆，我在日本各地，哪怕是小镇上的乡土民俗馆里，曾多次看到古代武士的铠甲和日本刀。
同样的日本军刀，也躲在北京军博不显眼的角落里，那是许世友将军的个人珍藏。
经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岁月，殷红的鲜血几乎没有在这些刀身上留下些许斑点，依然是那么寒气逼人。
像众多日本文物一样，刀也起源于中国。
从日本国宝——平安时代的刀上，我们很容易辨识出剑的痕迹。但是，不久它就弯曲得没有“唐刀”的模样，如同茶道，盆栽和禅一样，变成了英语里头的“Ｋａｔａｎａ”，代表东洋。这些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在英语里堂而皇之地发着生涩的岛国之音。
刀的制作技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很快就“反哺”中国。到北宋的时候，日本刀就已经大量输入中原了。欧阳修曾作《日本刀歌》，称赞其精良：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到了明朝，日本刀更成为日本出口我国的主要物品，据说进口数量超过２０万把。而且，随着倭寇在我沿海的作乱，日本刀和刀术成为我海防官兵研习破敌之法的重点，名将戚继光对此有兵书传后。到了近代，脱去武士装束的旧日军将军们依然佩服军刀，并把它留在了中国战场上，到了中国将军的手上。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概括日本文化的要义：
“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但是，我觉得不仅如此。日本刀不应当仅是好战和黩武的象征，像其他日本文物一样，日本刀也透着简练，纯粹跟极致。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日本文化里头有很多刻板的形式主义，但是细想下来，那些一版一式的形式，却透着不分时空，从武士到庶民同一的功用，更接近本质，比如茶道与花道。日本刀也一样，它有自己独特的缺之不可的形式，但是你看日本的武侠片中，武士的一招一式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武侠，缺乏华丽的过程和套路，却干脆地结果生命。
日本著名影星，有着日本周润发之称的中井贵一在参与拍摄何平导演的电影《天地英雄》时，谈到他对中日两国武侠的看法：“中国剑客使用的剑法大都是比较华丽且动作比较绕，而在日本的武士电影中，武士的刀法大都是走直线。”
这样的刻板而又简练的精神与要义依然流淌在当今日本人的血液里。
如今，日本在拥有亚洲最完善的西方意义的社会制度的同时，也在亚洲国家中最好地保持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且，在两者之间，似乎看不出有什么“违和感”。
所以，不管他们再怎么脱亚入欧，脱欧入亚，再怎么“汉才和魂”，“洋才和魂”，总让人一眼就识破他独树一帜的日本气质，无论他大摇大摆地穿着和服还是燕尾服。
火车登场：中日不同的开国历史
大凡西洋器物来到东洋，总先是争斥的奇技淫巧，到后来则成为争食的香饽饽。这一点，既同属东洋，中国和日本没有什么两样。但是，问题总有个度。度的不同，导致近代以来两个亚洲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标志就是明治维新。
其实，西洋人的坚船利炮一来，大家都知道是挡不住的，也得要洋人的那玩艺。但是中国为什么只有洋务运动，就没有明治维新呢？
讲讲两国的开国故事——火车登场。
日语里头管火车叫“汽车”，初学日语的学生经常被老师提醒，日语很多词跟汉语同形异义，如“手纸”是书信的意思，“汽车”也是一个。
不管叫“火车”还是“汽车”，它都来自西洋。马克思说，１９世纪的两大事件是火车的发明和美国的淘金热，日本文豪森鸥外称１９世纪的两大发明是火车跟哈特曼的哲学。不管第二项是什么，但是对于火车在近代登场的重要地位，大家都毫无异议。
但是这么一个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的庞然大物，其在东洋的登场也非一帆风顺。
１８５３年美国海军佩里提督的黑船汽笛一响，不仅送给日本一个《亲善条约》，也送来了一个火车模型。立刻，随着这位被刻画成妖怪具有伟大力量的大胡子美国人在江户风传，尽管日本人还没有见过真正的火车，但江户的画家们已经凭着这个模型和自己的想象描绘火车这个庞然大物了，牟利的商人开始出售绘有火车机车的“锦绘”。
明治维新后的新政府，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之一，开始考虑修筑铁路的计划。但是当时的新政府实在没钱，修筑铁路就必须向英国借钱，开国诸公遂以为“国耻”，而将此计划搁置起来。
明治２年（１８６９），日本的东北和九州地区大米歉收，而北陆地区则大米丰收，这个时候修筑铁路的重要意义就显现了出来。在英国顾问的建议下，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左右两大臣决议修建铁路，但是反对之声依然甚强。尤其是日本陆军，因为铁路计划通过陆军用地。无奈之下，老谋深算的伊藤抛下大隈一个人收拾难局，自己则巡游欧洲去了。爱拼不输的大隈重信居然*住了军方的压力，强行征用陆军土地，成功修建了日本第一条铁路。伊藤回国后，看到大隈居然修成铁路，惊叹万分。
明治５年（１８７３年），新桥到横滨的第一条铁路开通。
火车的登场立刻引来无数好奇的日本民众，人们纷纷争购车票坐一坐火车，于是火车票也成奇货，其价格要比其他物价高出许多。即便如此，即使没事，大人孩子也都来体验坐火车的感觉。
“汽笛一声别新桥，我的火车要出发——”
这是日本当年有名的《铁道之歌》，被编入小学课本，广泛传唱。
还有一则笑话。
火车刚在日本开通时，有一号称全日本跑得最快的怪僧听说火车跑得很快，十分不服气：“拙僧从不相信会输给夷狄发明的机械。”
于是一场滑稽的赛跑在怪僧和火车间展开。
汽笛一响，火车跟怪僧从横滨车站一起出发，渐渐的，怪僧的路径和铁道分开，看不到铁道了。怪僧丝毫没有松懈，保持最高速度，一路向新桥跑去。
日头西斜，怪僧终于跑到了新桥车站。回头一看，一列火车正向站台驶来。怪僧顿时举手欢呼：“看吧，火车跑得没有我快！”
其实，怪僧是跟早上第一班火车一起出发的，等他跑到终点，看到驶进站的列车，已经是最后一班了，这段时间，火车已在两地间跑了４５回。
笑话和颂歌献给巨无霸的火车，这就是日本民众的态度。
我也想讲讲火车在中国登场的历史。
其实，火车在中国的出现要比日本还早，但也更复杂的多。所以，关于中国第一条铁路诞生在何处，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官方民间，没有定论。
如同明治政府的英国顾问一样，在北京的英商集团也极力向清廷推荐修筑铁路的好处。１８６５年，他们甚至在北京宣武门外修筑了一条１华里长的试验性铁路，向清廷推销。但是，“英明”的清政府“敏锐”地洞察了洋人妄图通过修建铁路达到控制我内地，掠夺我资源的险恶用心，严词予以拒绝。这一下，就落到了日本的后头。
１８７６年，中国第一条真正用于运输的铁路在上海诞生了。这就是由英国怡和商行修建的从上海到吴淞的长约１５公里的营业性铁路。然而，这条铁路仅经营了一年，就被清政府以２８.５万两白银赎回并拆除了。理由是未获政府批准，采取种种蒙蔽手段擅自修建，属于私接乱造，并且机车竟妄称“天朝号”。如此名不正言不顺的铁路，当然要清理门户。要建，也要我们国人自己建！
五年之后，１８８１年，在清政府的批准下，在北洋大臣李鸿章支持下，在他的地盘里，为了运输煤炭，修建了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这回该扬眉吐气了吧。熟料铁路的出现却没有吸引来像日本民众那样好奇的目光，而是从乡绅到百姓的一片反对。火轮车隆隆作响，怪模怪样，状如妖怪，此等蛮夷怪物，搅扰了先祖几千年了的安宁，这还了得！可怜李鸿章雄心一片，却自叹连伊藤博文都不如，他又怎敢有大隈重信的胆量？无奈，吞云吐雾，面貌可憎的蒸汽机车被卸了下来，换上擅驮重物，又会鸣唱动听自然之音的骡子到铁轨前拉车！好个似驴非马的中国式火车！
１８８７年，在远离北京的不毛之地台湾，巡抚刘铭传获朝廷恩准修建基隆经台北到新竹的铁路。经历千辛万苦，1893年铁路终于完工，但是好景不长，两年以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时代变了。
现在，在日本，曾经的“国铁”不堪亏损重负，解体民营。
而在中国，修建铁路被视为政绩和献礼的象征，象征着昌盛和进步。中国还维持着庞大的铁道部。据说当年朱总理当年刚上任时改组部委，在拆分铁道部的问题上遇到的阻力最大，所以，电力部都没有了，铁道部还在，谁敢砸我铁路饭碗！
如今，中国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第一铁道大国，但是，运营列车的时速只有日本新干线的一半。
初次乘坐日本的新干线时，让我彻底改变了从几十年前母亲带我返乡头回坐火车时就树立起来的对“火车”的种种成见。
２３年前，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时也曾乘坐新干线，当被记者问到有何感觉时，老人不露声色。但是一趟美日之行回国后，老人更坚定了改革的路线。
中国成了日本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日本大学生看中国
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是生于“饱食时代”，追求，理想这些词似乎离他们已经很远了。这也是日本老人常常不满的地方。
看到日本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个节目，日本人组织了这样一个活动，让大学生们到中国体验生活，到中国的日资工厂和那些打工仔，打工妹，共同生活劳动两个星期。我看到了，日本名牌大学的学生们认认真真的和那些中国年轻人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体验和交流人生。
一个打工妹在送别女大学生时祝福：回去了，希望你为日本努力！这句话让日本人感动不已，因为他们没有被教育学习是为了国家。
这项活动每年都在举行，今年参加这项活动的学生们提交了２００份感想文。一个共同的评价，他们从中国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理想，尽管不富裕，但是他们自信，有朝气，生活有明确的目标。
想到了我的经历。
１９９８年岁末，一直待在象牙塔里的我很偶然的去了一个苏州乡下的日资工厂，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打工者的真实生活，促使那些来自安徽的比我还年轻的打工仔，打工妹到苏州来做工的原因是每月５００元的收入。那一夜，我跟两个打工仔挤在一张单人床上。
第二天，１９９９年元旦清晨，在苏州清冷的大街上，我买了一份《南方周末》，看到了那篇著名的文字：“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看了日本国家电视台的节目，我就想到了ＣＣＴＶ，那么大笔的广告收入，到底拍出来多少令人感动的节目呢？
来日本以前，曾经有朋友告诉我说，日本电视对中国的报道不多，但是来了以后发觉不是那么回事。我在日本看到对中国的介绍，比我在中国看到介绍日本的节目多多了。到底谁不了解谁？
而且日本的这些电视节目可以说是正面报道，他们经常把镜头对准那些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介绍他们的人生和梦想。
他们也把自己的年轻人“发配”到中国的黄土地上，跟撑羊皮筏的老翁共同生活，把他们“发配”中国工厂的车间里，头也不抬，跟中国工人一起劳动，把他们“发配”到打工妹的宿舍里，睡睡那些铁架子双人床，用用脸盆，肥皂，用自来水冲冲凉。
于是，看到了他们一大堆的感想，没有人抱怨生活的艰苦，卑微与肮脏，他们说在中国人身上找到了日本人失去的东西。
不知道中国的家长们同不同意把他们的宝贝大学生送到工厂里体验一下，我想应当同意，但是希望不要告诉孩子说，看吧，如果不好好读书你也和他们一样，厕所都让你用。
日本的孩子们在中国找到了很多。
曾经应邀参加一个日本名牌大学学生访华团的归国报告会。他们也一样，写了一堆感想（我怀疑这种传统是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时代就开始了），但是和电视节目不同，我也听到了对中国的负片评价。
这些少男少女的报告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去了中国，回来后我们更爱日本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我印象中的中国就是人民服，自行车，没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吃的中国饭菜很好，住的宾馆条件也和日本差不多。”
“北京大学的学生真开放，校园里很多都是成双成对的恋人，公开场合下的举动很亲昵，比我们日本校园开放多了。”
“我原来以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生活肯定都很平均，没有想到他们的贫富差距那么大，我还是感觉我们资本主义的日本好。”
“听他们讲，中国大学里有的学生上不起学，要申请奖学金（我怀疑是特困生助学金）。”
“我们这次和北京，上海，苏州，西安四地的中国大学生进行了座谈，我觉得中国学生都特别爱学习，他们的日语水平比我们的中文水平好多了。中国的学生都很擅长跟人辩论。但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我们分歧很大。他们总是提以史为鉴，教育我们不要忘记侵略历史，但是四所大学的所有学生全都是众口一词，一个口径，这让我感到很可怕，让我怀疑这是不是他们自己的思考。因为我们这次访华的学生们对历史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都不一致，但是中国学生全部是一个口径，我搞不清这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实想法。”
“中国学生没有自由思考的意识，学生们都是一个意见，一个声音，我觉得这是他们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有限造成的，没有多样性，他们的教育也有问题。”
“中国的学生都很自信，对自己的国家很骄傲。尽管他们的经济发展落后于日本，但是我感到他们对我们日本总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反观我们日本学生，在高中学习的时候从来没有被教育要去爱国，日本的教育基本法的第一目标是培养健全的人格，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法真该要修改了。我们也要有对日本的骄傲感，这一点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我们，回到日本，我更爱日本了！”
“北京的空气很脏。”
“登上上海东方明珠塔的时候，看到的全是大楼，但是绿色却很少，我感觉上海人造的东西太多了，很不自然。”
“上海跟西安这样的内陆比，差别太大了，中国应当把钱分散开来，投向各地，而不仅是上海，北京。日本电视上经常报道北京上海的发展，但是我们进入内陆以后，我们发现那里治安很乱，看不到发展的迹象，差别太大。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考虑整体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政治制度造成的。”
“去了一趟中国，不仅让我看到了中国，更让我今后深刻思考日本面临的问题。”
“中国学生全都批评小泉首相的历史认识，实际上我们日本人里头也有反对他参拜的，中国为什么不报道？”
“中国社会好像还没有中产阶级，北京王府井大街表面上很漂亮，但是稍微往小街里一走，治安特别乱，这些他们政府也有责任。”
这是我听到的日本大学生的访华报告，这些人将来是日本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当然也可能有人甘愿睡一*政府发的帐篷，在东京的公园做一个“homeless”。
听说中青也要派我们的学生到日本访问，也想听听他们的访问报告。
接吻日：情色日本
５月２３日是日本的接吻日，这是一个很多日本人都记不得的纪念日。
当今的日本，风俗业不可谓不发达，尽管经济不景气，新宿歌舞伎町的欢乐街却依旧是夜夜歌舞升平。日本制造的ＡＶ小电影和色情漫画不仅充斥东京的街头巷尾，而且飘洋过海，闻名世界。德国的《明镜周刊》在评论日本的世界形象时，色情业成为其不光彩的代名词。在这样一个色情文化泛滥，下半身解放得淋漓尽致的国度，接吻这种青春期小儿科游戏，有谁还在意呢？然而，在这个纪念日的来历背后，我却看到了另一个日本的影子。
这个特殊的日子，源自一部电影。
日本的战后，始自美军的占领。因为战争，日本人付出了让他们至今记忆深刻的惨痛代价，真的是“一亿总玉碎”。美国人不仅把东京炸成一片废墟，把广岛炸成世界末日，也彻底摧毁了日本人的心灵。战争结束了，日本人变得茫然失落。有时候，我看那个时代的黑白纪录片，片中的日本人全是一脸的无助与无措，类似的神情我也在战乱非洲的饥民脸上，在中国西部贫瘠土地农民的脸上找到。
很多人都知道麦克阿瑟和他领导的ＧＨＱ对于战后日本政治的影响，ＧＨＱ加给了日本一部和平宪法，直到今天仍是只字未改，影响深远。但是大多数人未必晓得ＧＨＱ还教给了日本人很多东西，甚至接吻的礼节。
战后最初７年里，日本处在占领军司令部ＧＨＱ的全面控制下，不仅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还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ＧＨＱ在整个日本发号施令，威风一时。当时的电影制作，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手段，当然也必须经过占领军当局的严格审查。
１９４６年，日本战败不久后的一个日子，电影导演佐佐木康按照规定将他的电影剧本《二十岁的青春》送交ＧＨＱ民间信息教育局审查。尽管他多次修改过这个剧本，但主审官康德似乎并不十分满意，又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包括他自己对爱情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以一个美国人的思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要求这位日本导演在这部爱情电影中加入接吻的镜头。对康德而言，接吻是渲染爱情必不可缺的场面，好莱坞的电影里司空见惯。但对佐佐木而言，这不仅是一个建议，更是一道命令，他别无选择，必须忠实地执行ＧＨＱ官员的命令。就是这道命令，催生了日本电影史上的飞跃之作，并对战后日本社会精神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
５月２３日，经过ＧＨＱ审查的《二十岁的青春》终于封镜了，佐佐木如实地按照康德的命令，在电影中加入了接吻的镜头，男主角大坂史郎和女主角几野道子的嘴唇终于沾到了一起。尽管这个吻还隔着一层纱布，但是佐佐木的名字已永远地记入了日本电影史。战前的日本电影，严格受到军部的审查，儿女情长的感情戏全都让位给送郎上前线的“爱国”电影了，这可是日本电影史上的第一个吻。影片公映后，全日本为之轰动，电影院连日爆满，世人争睹男女主角接吻的风采，其情景应该颇似于当年我们的《庐山恋》。
占领军的文化控制部门不遗余力在日本兜售美国式的生活方式，试图从精神上改造日本的传统文化习俗。在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好莱坞电影成为占领日本人“精神阵地”的最好武器。不仅如此，美国人还鼓励日本电影导演大量拍摄爱情生活片，尤其是奖励接吻的镜头。ＧＨＱ宣传“ＫＩＳＳ”是民主主义的象征，１９５０年，美国好莱坞电影界甚至专门邀请日本男女演员赴美研修，见习接吻的镜头。
一个隔着纱布的接吻镜头，改变了战后日本人的生活轨迹。我以为，它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丝毫不亚于那部宪法，可谓是一吻定江山吧。
其实，接吻这个“好东西” 虽然是美国人的一道命令才让日本人把它搬上银幕的，可我们东方人的老祖宗也并非个个都是道学家。接吻之类乃不分古今东西，放之四海皆有，只不过东方社会的文化习惯不让它登大雅之堂罢了。你看那《金瓶梅》里头不是还有“咂嘴”嘛。
日本作为一个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度，也有着它含蓄的一面。虽然日本人的性观念不像中国人那样受到封建礼教的压抑，但是在表达上也是羞羞答答。比如说接吻这个词，在古代日语里的表达是五花八门。《源氏物语》里把接吻直称为“吸口”，大抵相当于我们的“亲嘴”，可见那时还没有多少隐讳，就像诗经里有很多男欢女爱的火热诗句一样，也算是纯真年代吧。到了江户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大抵已在日本扎根，加之幕府锁国，日本只与西方的荷兰保持来往，坊间又盛行“兰学”，因此“吸口”之说变得既不儒雅，又不西洋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享有日本水浒传之称的《南总里见八犬传》，称接吻为“呂”字，因繁体的吕字，中间有一斜竖相连，其意为两口相接，作者算是发挥了汉字象形的最大功用吧。而“兰学”家们也不避崇洋媚外的忌讳，索性按着荷兰语的发音，直称接吻为“库斯（クス）”，更因西文字母“Ｋ”在字母表里排第１１位，所以干脆就称接吻为“第１１号（１１番）”了。
从“呂”字， “库斯（クス）”，到《二十岁的青春》，日本人完成了接吻的飞跃。并且，日本人偏要把它推向极端。如今，日本的色情小电影遍布全球，五花八门，五花大绑，极尽能事。然而你看日本偶像剧中，男女主角却清纯得连嘴唇都不沾。是的，就是这么奇怪，看似色情文化泛滥的日本其实很多地方似乎比当今中国还道貌岸然。日本的大街上，公园和校园里，年轻人少有过分亲昵的行为。据说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经常可见成双入对的学生恋人搂搂抱抱，可我在早稻田大学待了一年，这所大学有５万学生，我几乎走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却一回也没有碰上嘴巴沾在一起的男女，甚至连拉手都没有！我纳闷，到底哪个国家更开放。
同样的疑问不仅是我有。８０年代，曾有日本的电影评论家在研究中国电影史时，惊奇地发现３０年代大上海的电影里居然早就有了接吻的镜头，那可是真真正正的接吻，而日本直到１０多年以后才出现了第一个隔着纱布的吻。对此，日本人只能竖起大拇指：没说的，还是你们中国牛。
早稻田的反骨
“反对美国侵略阿富汗，伊拉克！反对日本参战！反对日本政府制定有事法制！”
从今年年初日本国会开始讨论有事法制以来，在早稻田大学社科学部门口硕大的告示牌上，这条硕大的标语就贴在上头。寒暑易节，秋天里，东京遭遇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台风，这条标语也不堪风雨，很多字破损了。然而第二天，那些破损的字就被修补得完好如初了。冬天里，它还是在那里义无反顾的呐喊着，俯瞰和警醒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们，成为校园里最醒目的主题。
喜爱早大，尤其喜爱它的这种造反精神。
早大的前身是１２０年前的东京专门学校，它的创办人大隈重信曾出任首相，在日本倡导政党政治，清风傲骨，受到排挤，遂别政坛，转而创办学校，倡导“学问独立，培养模范国民”。正是在这样的校训下，１２０年来，早大的学术风气以“在野”精神著称（请注意不是“学问自由”）。简而言之，就是“决不与权力者合作”。
日本有两所私立大学最出名，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号称“私学双璧”。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好像都不太了解庆应大学，知道早稻田的人反而很多。或许是因为这所大学有一个古怪的名字，我曾经翻阅校史，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上，学校的周围居然还真是稻田一片，丝毫不同于今天的校园。
当然，也因为我们中国人熟知的一些名字也都和这所大学有关，比如李大钊，廖承志……
早大是日本较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大学，１９０５年，早大开设了“清国留学生部”，三年间共培养了２０００多名清国留学生，其中就包括李大钊。所以可以说，中国Ｍａｒｘ主义思潮的的渊源和早稻田极其深刻。
在大多数日本人心目中，早稻田是一所平民学校，而庆应则是上层精英的学校。历史上确实如此，庆应的毕业生，大都进入政界，商界，学界和医学界，即所谓上流社会，早大的毕业生则充分融入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不过，时至今日，两所大学的区别已经不很明显，早大毕业生很多也进入政界，但是早大最宝贵的财富并不是那些当上首相什么的政治家，而是它平民化教育培养出来的活跃活跃在文艺、评论、音乐、电影、美术、戏剧、娱乐、传媒、体育等大众领域的“模范国民”。虽不显赫，但掷地有声。村上春树如果不动写作的念头，他还是一间普通酒吧的老板，这样的早大毕业生多如牛毛。
有一点，早大人一直没有丢，那就是“反骨”精神。说白了，就是造反，凡是当权派说的话，一律反对，日本政府自不必说，还包括大学管理当局。
５０、６０年代日本闹学潮的时候，早大的学生当然气势汹汹，我的保人香取老先生，当年是学运领袖之一，曾经因退出“反动当局控制的大学”而名噪一时。关于早大的学生运动，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有过对虚伪的学运领袖的描述，看过《挪威的森林》的朋友都知道，主人公“仆”很不屑于那些虚伪的学生领袖，对他们的丑态极为愤慨。但是“仆”的身上又何尝不闪耀着“反骨”精神呢？当学运分子都复课以后，“仆”采取了自己对抗这个社会的行为，在点到自己名字的时候不应声。至今，早大的老师仍然在开课以前点名，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村上春树。但是，我没有“仆”的勇气。
如今，日本（或许全世界都）已经告别了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的时代，早大的“反骨”似乎已经不合潮流。有时候，我看那些依然在校园里演说号召抗议政府这，抗议政府那的学生们，听者寥寥。的确，他们的那些政治主张很难说理智和正确，有时候给人以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感觉，但是，还是有那么多学生和老师执著于早大的“在野精神”，因为那是立校之本。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唐吉珂德挑战风车的勇气。
秋天的时候，小泉访问平壤，朝鲜首次承认曾经绑架日本人，金正日还道了歉。这个问题成了席卷日本列岛的热门话题，绑架被害者家属成了轰动全日本的新闻人物，到处演说。几位家属也来到早大演讲，然而就在会场外头，依然有学生高举标语牌，反对小泉政府和早大当局利用绑架事件制造反北朝鲜的气氛，反对借此歧视在日朝鲜人。我想，在那种社会氛围下，对于朝鲜过去的恶行，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持批评之声，做出这样的举动是需要勇气的，这是可贵的反对派的声音。也许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异端”观点却在时时刻刻鞭策着人类社会的歌舞升平。
早大的学生组织叫“学生自治会”，而不同于我们的学生会，没有官办色彩，而且处处与校方作对。双方甚至多次对簿法庭，当然，这些激进的学生组织肯定败诉。每年１１月早大都要举办著名的大学节“早稻田祭”，１９９６年，学生组织和校方因对收入款项的使用发生纠纷，校方停止举办了这一持续多年的传统活动，一停就是６年。今年，在老校长奥岛孝康即将卸任的时候，也许是他不计前嫌，同意恢复大学节，当然费用全部由学生组织自筹。在告别式上，老校长拉着新校长一起登场，面对的却是台下学生们的一片嘘声，而对另一位出场的嘉宾——流行音乐名人——小室哲哉则是欢声雷动，搞得小室故意低调，以免气氛过分尴尬。这个场面给我印象深刻。倒是在齐唱校歌的时候，满场回响起那熟悉的旋律：“在首都西北，早稻田的树林中——
中国大学中，北京大学最以“学术自由”闻名，所以我拿它来和早大比较。学术自由当然重要，它号召人们思想解放，进取创造。但是我以为早大的“在野精神”更高于北大的“学术自由”。因为，即使处庙堂之高，他一样可以说自己的学术是自由的，自由地赞颂庙堂之高。而早大的“在野精神”则倡导的是学问独立，就是时刻都不依附于权力者而发言。有时候，尽管观点谬误，但是处江湖之远，却远离了显学和官学。
喜爱早大的造反精神，因为那是我所不能的。
我所知道的日本人，日本人像老鼠一样酷爱大米
记得新加坡强人李光耀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日本应当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仅是局限于教亚洲人种最优良的水稻，生产品质最好的缝纫机。
日本的大米品质好，而且也多得吃不完。于是，吃不了的大米用来作谈判的筹码，援助粮食短缺的朝鲜。
日本和朝鲜两个国家如此之近，而且地理条件并非天壤之别，为什么稻米产量如此悬殊呢？看书上说，日本的水稻种植技术还是从朝鲜半岛传过去的。我奇怪，日本怎么就没有严重自然灾害影响粮食收成的新闻呢？莫非日本列岛天然对自然灾害就有免疫力？
其实，虽然当今的日本仓廪充实，但他们也曾经有吃不饱肚子的时代。
二次大战中，日本开始实行粮食专控制度，农民的粮食全部由国家收购，这种制度在战后食粮短缺的时代不得不继续维持。今日东京的繁华商业街新宿当年就是出了名的黑市，市民到那里交换大米等生活必需品。直到５０年代中期，人多地少的日本才摆脱了粮食短缺的局面。但是，粮食专控制度却继续保留到８０年代才被废止。长期保留这一落后于时代的制度，我猜是出于日本人格外强烈的危机感。
１９７０年代，日本的大米已经开始多得吃不了了，但是国家仍然牢牢控制着稻米市场，半官方的“农业组合”的职员们依旧不厌其烦，挨家挨户教导农民要把稻米交给国家，而不是非法粮食商人。然而，收上来的大米国家仓库已经盛不下，没有办法，只好把多余的大米用来喂猪。大米成了猪饲料，象征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带来的空前富庶，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已经永远成为历史了。
８０年代的时候，日美两国为开放日本的大米市场谈得不可开交。美国政府在加州农民的游说下，施加强大压力终于让日本打开了保护得似铁桶的大米市场。加州的农民知道日本人爱吃大米，而日本大米价格贵得离谱，以为他们的大米进入日本市场肯定有赚头。但是大米市场真的开放以后，如临大敌的日本农民倒松了一口气，因为美国的大米也好，泰国的大米也好，尽管便宜，但是品质没法和日本大米比。吃惯了“国米”的日本消费者对“洋米”一点儿也不感冒。
我到日本著名的大米产地新泻参观的时候，和当地的町长（镇长）同乘一辆车。路两边是连成片的金黄稻田，一直连到蔚蓝的海边，风景煞是好看。但是在连片的稻田里零零星星分布着长满野草的田地，就像一块块牛皮癣，显得极不协调。我很疑惑，就询问町长是怎么回事。这位数次当选，戏称我还没出生他就在这里当町长的７６岁老人，十分不满地告诉我说，那是美国霸权的象征。
原来，在美国压力下，日本开放大米市场后，政府借口说本国的大米种得太多，吃不了，需要限制水稻的种植面积，实际是要压缩国产大米产量，留出配额进口美国的大米。于是，一些稻田被强制抛荒，宁长杂草，不许播稻。虽然这些荒地的主人一样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不菲的补助金，但是看着土地荒废在那里长满杂草，而日本政府居然还为此往里贴钱，农民出生的町长就十分不满意。
而我到另一个出产“近江米”的滋贺县农村访问的时候，正好赶上收获稻米的季节。我被安排住在农民和田家里。和田先生不仅是当地有名的种稻大户，而且还是市议员。本来约好他也出席我的欢迎会，但是直到欢迎会结束，客人们都散了，他还没有出现。日本朋友都急了，反复打手机催他。终于，头上缠着白毛巾，皮肤黝黑的和田先生开着小农用车来接我了。在车上，满头大汗的他向我道歉之后，通知我还不能回家，因为稻米加工场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我说那我跟你一起看看，顺道也帮帮忙。就这样，我跟他来到田边的一个大仓库里，两台庞大的精米机隆隆作响，原来他不仅加工自己种植的大米，而且还替周围农户加工。这几天是水稻收获季节，和田先生说今天收割的稻米必须今天之内加工完，然后明天就可以出货。当天收割的稻子当天加工完成，第二天就送到到消费者碗里，日本大米口感好的秘密就在这里，但是相应的，价格也是贵得要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日本农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不是跳蚤。
那天晚上，我跟他一直干到１０点多，和田有些不好意思，就先开车送我回去睡觉，然后他自己一个人返回加工场继续干活。第二天一早起来吃饭，我发现他一脸疲倦，问他干到几点，他回答说今天早上４点才把昨天收来的大米都加工完，而今天收割的大米还要加工，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一个星期。他真是个不折不扣的铁人。
讲了点关于日本大米的故事，其实日本的农业在政府“无微不至”的保护和农民辛勤的劳作下，还有很多在我们看来的趣闻。比如，北海道是著名的土豆产地，据说有一种土豆，为了让其更美味，农民在地里播撒黄油，说这样出产的土豆鲜嫩金黄，特别好吃。我又听说，日本的“和牛”牛肉特别贵，因为他们要给牛听音乐，做按摩。起初我还不相信，有一天看ＮＨＫ的电视新闻，居然报道说某牛肉产地的农民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把他们的牛运到高原去避暑，秋季来临，今天这些养得膘肥体壮的牛就要返乡了！我的天，老牛同志享受的是几号干部的待遇！
日本最出名的上班族
日本人田中耕一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几乎是一夜之间，田中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上班族变身为家喻户晓的世界*级的科学家。这是一个新版本的日本神话。和他自己一样，和许多人一样，诺贝尔奖的评审们把这么重要的大奖颁给田中这个小人物，让人吃惊。但是又让人感到天道酬勤这句老话的份量。
当年田中在发明那台后来导致他获奖的仪器时，唯一的奖励是从公司领到了合６００多块人民币的专利奖励费。而且为了专心科研工作，他主动放弃晋升的机会，一直是“主任”。这个主任在我们中国，连个科长都不是。就是这个小人物，没有博士头衔，普普通通的本科毕业生，鲁迅先生的校友，公司里的小职员，哆哆嗦嗦，慌慌张张穿着工作服跑到镜头前语无伦次地描述自己获奖的惊讶。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中国，一定又给宣传喉舌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社会主义典型。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民族的确是个内向沉默的民族，甚至有时候压抑得有些变态。但是沉默的日本人工作起来玩儿命，似乎他们的工作精神是不需要后天教育的。有一次去箱根旅行，返回东京时乘坐的大巴在高速公路上遭遇塞车，回到东京市内时已经是晚上９点多了。大巴行使在高架路上，从林立的大厦中穿行。隔着车窗我看到，在那一层层灯火通明的写字间里，无数的上班族还在埋头工作。我被这道风景感动了，正是这些上班族们的勤奋工作造就了日本战后５０年的基业。这些玩命工作的上班族，据说每周的工作时间高达６０小时。如今，他们中间也走出了诺贝尔奖得主。
很多日本学者，包括今年物理学奖得主小柴教授都批评日本的教育环境和科研环境缺乏个人激励机制。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却培养出了战后１２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这１２位诺贝尔奖得主，无一例外都是日本国籍。然而，从来没有日本人跟我吹嘘他们日本是亚洲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
我们中国也有不少学者获奖，但是无一例外，都不是在本土获奖。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们也都抨击大陆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的的确确，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没有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我们那么多院士，有几位敢站出来说自己的成果是世界级的呢。
高中时曾经阅读过杨振宁的讲演集和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的随笔集《创造力和直觉》。两位大师级人物的文字都很精彩引人，尽管似懂非懂，但是隐约感觉到杨的文字里有很强的儒者正气与正统的味道，而在汤川那里，却透着老庄的逍遥自在。或许两位*级人物的不同境界，代表了中日两国知识阶层的不同。路甬祥，陈章良，这些熟悉的科学家的名字现在都有官职的后缀，但是却阻断了他们向诺贝尔挺进的道路。甚至在海峡对岸，李远哲也脱不了中国的传统，学而优必须入仕途。这样的情形，在日本看不到。
我觉得，就外表而言，中国人大体外向开朗，喜爱言谈（中国人口民族众多，此说连我自己也觉得偏颇，因为我本人也不善言谈），而日本人则谨慎拘谨，不善言辞。但是从内心而言，我觉得中国人的心还是沉闷封闭，拘谨放不开的，而日本人的心里则活泼好动，甚至还留着孩童般的傻里傻气。
小泉首相反复强调要把日本的“潜在力”“显在化”，田中的获奖只是揭开了日本实力的冰山一角。田中如果不获奖，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上班族，就像大多数日本人一样，营造他们默默无闻的生活。我觉得，比起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来说，这些上班族应该是日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日本的脊梁。
体验东京的小资生活
在上野的国立西洋美术馆，我从开馆待到闭馆。
这里有莫奈跟马奈，罗丹和毕加索。
坐在《思想者》的对面，旁边陪伴的是莫奈的《睡莲》跟《泛舟》。
静悄悄的大厅里，没有人搅扰你跟这些大师的笔触和刻刀沟通。
在毕加索的玄奥抑或是涂鸦面前，在那扭曲的《男与女》上，我仿佛看到他在涂抹浓重的油彩。
中午，在美术馆中庭一间同样名为《睡莲》的咖啡馆里，我要了一杯咖啡加一小块蛋糕。
窗外，冬雨还没有停下脚步。《思想者》（扩大作）依然在雨中拿着他的姿势。天空的灰黑与他黝黑的皮肤浑然一色，只有远处依稀可辨的无家可归者的帐篷表现着最绚丽的蔚蓝。
我忽然想到了北京的三里屯。
三年前的初夏，我到北京查阅资料，几位在北京工作的同学邀我去了三里屯。那时候，那个地方虽然还不像现在这样出名，但已经是那些业已小康或者向往奔向小康的知识人向往或者业已出入的地方了。
我想那里肯定有很多格调很高的酒吧或者其他什么的，但是我们去的那家的确糟糕极了。
去的路上，就有小姐不断的勇敢地推销自己和姐妹们的肉体。
进去之后，在狭窄昏黑的屋子里拥挤着嘈杂的音乐和浮躁的人们。
色眯眯的日本老头拥着疲惫的妹妹，无聊的人们喝着无聊的酒，甩着无聊的扑克。
烟熏乐燎，似乎所有潘多拉盒里子的奇珍异宝都在这里放纵出来了。
我只能在朋友的挽留之中选择逃离。
我不敢嘲笑北京的文化人没有文化，也不敢否定三里屯有格调高过九重天的酒吧。但我想，人还是总要思考的，知识人更是要思考的。在肉欲，噪音和金钱的重围之下，津津乐道于泡吧的京城文化人到底在思索什么呢？是鸡尾酒妖艳的色彩，猛烈的味道和调酒师那卖弄的把式吗？
由酒精，色欲和噪音装填的浮躁的头脑，我想就像北京的天气预报一样，面对肮脏的大气，居然理直气壮地说：“今天有大雾。”
数年后，我来到日本，来到新宿的歌舞伎町，夜色里的嘈杂让我感到这里和北京的三里屯异曲同工。但是，区别在于，那里聚集的并不是知识阶层的群落。
我喜爱东京随处可见的咖啡馆，不必跑到银座那样的地方去，说不定在高楼的背后，在车站的小街里，在佛寺或者神社的旁边，一间小小的咖啡馆里的一杯热乎乎的咖啡，就会让你感到文化的温馨。说不定，你对面那花白头发的店主人也会写出与村上春树同样精彩的文字。
我已经定下下个星期的目标，还是上野。到东京国立博物馆去，那里不仅有日本法隆寺的宝物，还有梁楷，米芾，赵孟兆页。
地上的星星
我这个人，已经过了追星听流行歌曲的年纪。所以给当今的“哈日”“哈韩”少年们讲谷村新司，讲CHAGE&ASKA恐怕会被笑掉大牙。
日本的流行文化引领亚洲潮流，速度更新飞快，什么“MORNING娘”，那些１３、４岁的小星星们几年就换一茬。日本社会尽管老龄化非常严重，但是整个社会文化明显向年轻人倾斜，上了年纪，就意味着要退出流行的潮流。跟日本老人接触时，常让我感到尽管他们口头对年轻人很不满，但是心里头羡慕得要死，巴不得返老还童。
所以，在日本，一件东西是否流行，一定要看年轻人的脸色。那些开发流行商品的公司，都要去捕捉高中女孩子的脾好。
但是，这种情况在持续１０多年经济不振的现今，也有了变化。据说，现在流行商品的开发商已经把目光转到了４、５０岁的上班族身上，凡是他们喜欢的，就会流行起来。比如日本歌坛的常青树-——中岛美雪。
她的《地上的星星》已经１４０多周居于排行榜的榜首，创下历史纪录。我也爱听这位“欧巴桑”的歌，从刚开始学日语的时候。王菲翻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日文叫《口红》，旋律优美，百听不厌。这位特立独行的“欧巴桑”即是上班族们的偶像，每天夜里，日本的上班族们在加完班后，通常会拖着疲惫的躯壳到“居酒屋”（日式小酒馆）喝酒，或者去卡拉OK唱歌。《地上的星星》那雄壮的旋律，成为上班大叔们的最爱，久久回响在练歌房的各个包房里。
尽管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但是说实在的，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这个社会物质文明之发达仍然令人瞠目。要说日本社会最缺什么，我想应该是信心和活力。而中岛“欧巴桑”的歌则给这个社会注入了活力。
中岛的歌是随着一部系列电视片的热播开始流行的。
日本国家电视台ＮＨＫ从３年前开始播出名为《project X》的纪录片，回顾战后50年来为这个国家甚至全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一下子，那些默默无闻于历史的人们成了和娱乐圈的俊男靓女一样的名人。日本文化不事张扬，不以扬名为美德，这些尘封多年的故事，勾起了日本人对当年奋斗历史的回顾，也唤起了他们的信心。那些默默为公司奋斗，玩命工作的上班大叔们，从片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也爱看这部片子，几乎每集不拉。从电视镜头里，我看到了到中国内蒙古沙漠植树300万株的9旬老人，看到了冒着中东炮火拓宽苏伊士运河的工人。为了世界第一个碗装方便面的诞生，研制人员天天吃面，不怕胃口倒掉；为了研制成自动清洗下体的抽水马桶，员工们轮流蹲马桶，有人的屁股不幸被未调节好温度的沸水命中。在修复日本国宝金阁寺时，为了把天井上的金箔贴得天衣无缝，一个工匠连续１０几个钟头仰头作业，中间不上一次厕所——这些奋斗过的人们真的就像人间的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照人前行。
从中，我了解到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真正原因。那些所谓专家们说日本经济腾飞有这因素，那外因，其实狗屁不通。一句话，还是人家专心致志地玩命。
一向不与世俗妥协的中岛美雪，首次答应在大年夜的红白歌会上登场，成为坊间一时的话题。但是她开出的登台条件是，不站在ＮＨＫ演播大厅的舞台上，而是在曾经让无数工人付出艰辛劳动的水库大坝的隧道里。
尽管我的老师，一位“欧巴阿桑”对美雪“欧巴桑”的歌一点也不敢感冒，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上班族大叔会为此而热血沸腾呢！
（编者语：仇恨确实很难忘却，但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冷静面对，哈日、哈韩或者仇日、仇韩都很轻易，但只有不断的发展、强大自己才最是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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