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小日本
记得有一位朋友酒醉后愤慨地说：谁把日本给“灭”了，谁就马上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日本人太可恨了！我和日本人没有太多的接触。然而，就是在有限的几次交往中，日本人给我留下的印象确实很坏，而且是难以原谅。一九九五年十月，我乘飞机前往纽约采访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途经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成田机场庞大无比，一个个候机的卫星厅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误入歧途。到了前往纽约的候机厅里，我来到一个环形的问讯处柜台前。柜台里面站了一个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的日本女服务员。我将飞机票递过去，用英文问她，飞往纽约的航班几点起飞，在哪个等机口上飞机。那位服务员接过机票，看了看嘴里自言自语道：“beijing。”然后，她把机票放在柜台上，一转身走了。我想，她大概是自己不熟悉，去问别人了。于是，我耐心的等待着。大约过了五分钟后，那位服务员回来了。她似乎已经忘了刚才我问她的事情，而是接过我身后一位西方人的机票，开始为那位旅客改签机票。我有点莫名其妙。我问她：对不起，小姐，我刚才问你们的飞机几点起飞，你还没有回答我呢？没有声音。那位服务员低头在写着什么，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我的话。我又问她：“小姐，我在问你话呢？”还是没有声音。那位服务员改好了机票，双手将机票恭恭敬敬的递给那个西方人，用英文对他说，机票已经改好，祝他旅途愉快。她的脸上堆着卑谦的笑容。这时，我忍无可忍，我大声对她说：“小姐，现在你是否可以回答我的问讯了呢？”没想到，她眼皮都不抬，一转身又走开了。我勃然大怒。我找到了在场的值班经理，对这位服务员的行为进行了投诉。事后，一位曾在日本常驻的朋友告诉我，这种事情在日本常有。“日本人对中国人极不友好。听到你是中国来的，他们有时就会装糊涂，”那位朋友对我说。 我想到了那位服务员在拿到我的机票是嘴里嘟囔“北京”的样子。一位机场问讯的日本小姑娘能和中国，能和北京有什么深仇大恨？我实在无法理解。
一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我又一次前往日本。这次我是去日本的大坂报道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有一天，我们想采访一些日本的老百姓，请他们谈谈对于本次会议的看法。于是，我和摄像记者扛着摄像机来到了大坂市的接。我们走了好几个街区，碰上的都是软钉子。给我的感觉是，日本人都不愿接受采访，而且没有几个人会说英文。在一家饭店门口，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我让摄像把摄像机打开。然后我那出话筒，想对司机进行一番采访。那位司机穿着笔挺的西服，手上还戴一双雪白的手套，头发梳得光亮。然而，无论我们怎么问那位司机，他总是在那里摇头，一句话不说。无奈，我们只好做罢。临下车的时候，那位司机接过我付给他的车钱，脸上一付不满的样子，嘴里嘟囔了两句日语。我想想，车钱一分不少啊？！我想他大概是嫌我们坐的太近了。当天晚上有一位在大坂的国内朋友来看我。见到这位懂日语的朋友，我突然想到了白天那位司机说的那两句日语。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我们的摄像机没有关闭，所以，那两句话被摄像机录了下来。于是，我赶紧把摄像机抱到我这位朋友的跟前，想让他听听那位司机到底因为什么而不满。我的朋友耳朵贴在摄像机的小喇叭上听了半天，抬起头来。他瞪着眼睛，脱口大骂：“我！”朋友告诉我，那位司机在我们下车的时候说，这两个中国来的讨厌记者，还想采访他，为什么当年大日本皇军不把这些中国人都杀光了？原来那王八蛋听得懂英语！听到这话，我当时气的直想冲出去把他杀了。
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普遍都学习过英文。在日本的小学和中学里，英语是必修的课程。但是，许多日本人却只对西方人讲英语。后来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在日本人眼里，亚洲人，包括中国人，都是比他们落后的民族，日本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日本以自己和西方世界同属一个档次为荣，而不耻和亚洲的这些“落后”民族“同流合污”。
在国际组织中，有一个组织叫做“西方七国集团”，日本便是这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政治经济组织中的一员。当然，日本人最可恨的并不是在于他们如何崇尚西洋，以及日本服务员和司机的那些恶劣言行。关于日本，最可恨的恐怕还是五十年前侵略中国的那场战争以及日本人今天对于那场战争的看法。从七十年代田中角荣对周总理说的“添麻烦”到近来日本各界政府时而冒出的某些关于侵华战争的狂言，从每年日本内阁成员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到钓鱼岛上的日本国旗，一次又一次，日本人顽固地、一如既往地在刺痛着善良的中国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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